今天南京刑事律師網的南京刑事律師帶來主題是關于：“干股型受賄”規定是否屬于“不合理條款”問題，希望能幫助大家。

　　有學者認為，根據《辦理受賄案件適用意見》第2條的規定，“干股”就是賄賂，這不僅從立法的層面上越權擴大了賄賂的范圍，也置司法實踐于兩難境地。法律對于賄賂的規定不僅要求收受者收到的是財產性利益，而且要求請托人給予的也是財產性利益。“干股”是一種將來可以獲得分紅的權利許諾，本身很難符合賄賂的法律標準。在超越司法解釋的權限對賄賂范圍進行過度拓展，受賄罪的刑法條文難免需要經受立法形式限制與司法實質突破的壓力與陣痛，導致刑法條文無法“像技術性的理性機器那樣運行”。此外，收受“干股”依據解釋規定應當認定為受賄，但如果沒有轉讓或者分紅，其受賄行為卻又因為沒有數額而無法處罰，司法操作遇到了法理障礙。因此，該規定出現了超越立法與司法障礙的雙重不合理，使行為主體無法在相對寬泛的自由制度與法治界限內從事社會生活與經濟交往，難以預料自己的行為是否存在危險的刑事法律后果。

　　受賄罪專業辯護律師不贊同上述觀點的如下表述：“干股”就是賄賂，這不僅從立法的層面上越權擴大了賄賂的范圍，也置司法實踐于兩難境地。法律對于賄賂的規定不僅要求收受者收到的是財產性利益，而且要求請托人給予的也是財產性利益。而“干股”是一種將來可以獲得分紅的權利許諾，本身很難符合賄賂的法律標準。認為“干股賄賂”屬于“財產性利益”，不屬于“非財產性利益”;并且，還認為“干股賄賂”規定屬于“合理條款”，不屬于“不合理條款”。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股權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權利內容是財產權。從《辦理受賄案件適用意見》第2條對三類情形的規定可以看出，將股權價值數額認定為受賄數額的客觀依據是股權發生了實際轉讓。所謂實際轉讓，就是指國家工作人員或其指定的他人在收受他人給予的股權后，能夠在客觀事實上和其他股東一樣同股同權，即能夠像其他股東一樣實際享有或行使股東的權利。之所以要以實際轉讓作為認定的客觀依據，這是由股權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股權雖然表現為一種綜合性權內容卻是財產權，財產權是股權的本質特征。這是因為：股東享有股權是以付出了某種財產利益或價款所換取的，股權本身包含了對應的財產;股東通過轉讓其股權可以收取一定的轉讓對價;股東獲取股權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求股權升值和分紅收益等實際財產性權利;公司解散后股東享有剩余財產分配權;即使是其人身權也是財產權所決定的，也是為了讓股東更好地行使和處分其財產權。因此，股權本質上是一種財產性權益，取得了股權，就標志著取得了相對應的價值的財產，這也是我國法律把股權當做賄賂對象的內在依據。

　　第二，“干股”屬于無形財物。有形財物與無形財物是財物的一種劃分方法，主要依據是以財物能否被人的感觀所直觀為標準。有形財物，是指占有一定空間，為人的感觀所能感覺到的財產。無形財物，是指本身不具有實體形態，但卻依附于其他載體存在，并且具有實際財產價值或者代表財產性利益的物品，如設計圖紙、計算機軟盤資料等。此類物品的價值并不以其外在表現形態或者所依附的載體來體現，其所代表的真正價值在于此類無形財物所凝聚的大量物化勞動以及潛在的遠期價值，因而此類財物或者代表的財產性利益往往比有形財產更大。此種特點干股完全具備，因此，干股屬于無形財物。有學者認為，新類型受賄罪與傳統受賄罪的賄賂對象相比，其賄賂范圍已不再局限于收受傳統意義上所指稱的有形財物，而是擴展至可滿足受賄人利益需要的無形財物，如股權、股票、期貨、基金等生產要素作為抽象化、符號化的財產，已悄然成為賄賂的新形式。針對這一特點，在認定時需加以注意，應避免已查獲或本有線索加以查獲，但卻由于未意識到屬于賄賂，而最終不作為受賄處理的現象發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物更多地表現為一切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股權就是這種財產形態的典型，它是一種抽象化、符號化的財產。較之傳統賄賂手段，它在實施過程中更加隱蔽，無形中增加了腐敗分子自保的“安全系數”。在刑法領域，特別是在干股型受賄中，這種符號化財產在以下幾方面需要特別關注：一是發現這種財產性質的不易性。符號化的財產與傳統意義的財物最主要的區別是它的無形性。數額再大，數量再多，也不會像有形財物一樣容易引人關注，因而，它是賄賂犯罪的“理想”工具。二是控制這種財產的可靠性。符號化財產的價值并不在于標識物本身。股票或股權證書等本身并無經濟價值，其價值在于標識物所代表的權利，這種財產的取得與轉移，并不依賴于實物的取得與交付，而是依賴于法定程序，因此，它不會像有形財物那樣可能被暴力犯罪剝奪，而只能基于權利持有人的意志轉移。因此，權利持有人可以更可靠地掌控這種財產。三是把握這種財產價值的變動性。符號化財產的價值，雖然以一定的物質財產為基礎，股權的價值與公司的資產狀況相關，但這并不是公司資產的價值表現，它有脫離于公司資產的獨立價值，這個價值就是股份的市場價。四是價值來源于流動性。財產符號化的作用在于其流動性，是流動的機制賦予了財產符號的經濟價值。如果不能流動，這種符號就沒有價值可言或價值甚微。因此，是否實際受賄，不僅取決于受賄者是否取得了標識物，是否得到了權利人的名分，更關鍵地取決于他是否能將符號財產投入流動，是否取得了“變現”的可能性。

　　第三，“干股”屬于財產性利益，不屬于非財產性利益。財產性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雖然不能夠代表直接的經濟利益，但是對其侵犯可以直接或者間接造成財產的損害或者減少。《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條規定，“商業賄賂中的財物，既包括金錢和實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錢計算數額的財產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裝修、含有金額的會員卡、代幣卡(券)、旅游費用等”。財產性利益與非財產性利益都是利益，均能滿足人的需要。財產性利益也是物質利益，與財物只是在表現形式方面不同，實質并無根本區別。非財產性利益(如性賄賂)也是人的某種本能需要，作為賄賂的標的它就從單純的行為中超脫出來，有了明確的目的，背后隱藏著利益的交換。財產性利益，是指可用金錢數字計量的其他物質利益，如設定債權、免除債務、提供勞務或擔保、降低貸款利息、提供免費旅游、免費裝修住房、提供高消費娛樂等。至于諸如提升職務、遷移戶口、安置工作、提供女色等，雖屬利益，但很難歸入財物范疇之內，通常稱之為非財產性利益。這種非財產性利益難以用金錢數字來計量。財物的本質特征在于其含有財產或其他物質性利益，故金錢、物品和其他可以用金錢計算的物質性利益并無本質上的區別。但財物與非物質性利益卻有質的區別，非物質性利益不具有財產性質，無法用金錢來衡量。

　　上述觀點認為，“干股是一種將來可以獲得分紅的權利許諾，本身很難符合賄賂的法律標準”，它實際上是將“干股”視為非財產性利益，由此才得出了如下結論：“干股”就是賄賂，這不僅從立法的層面上越權擴大了賄賂的范圍，也置司法實踐于兩難境地;“干股”是一種將來可以獲得分紅的權利許諾，本身很難符合賄賂(“財產性利益”)的法律標準。受賄罪專業辯護律師認為，這是沒有任何依據的。“干股”賄賂雖然不能直接表現為金錢和實物，但是卻“可以用金錢計算數額”，特別是在其轉讓時都是“有價轉讓”，因而應歸屬于“可以用金錢計算數額的財產性利益”，不應歸屬于“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非財產性利益。《辦理受賄案件適用意見》第2條規定的“干股”賄賂，是一種與國家工作人員職權相聯結的“權力干股”，體現的是權錢交易，這與其他財物作為賄賂具有相同的社會危害性。“干股”賄賂與紅利相關聯，主要表現為“股權轉讓的只計股份而不計紅利價值”與“股權未轉讓的則不計股份而只計紅利價值”，而不論是計股份還是計紅利價值作為賄賂，都不可否認其屬于財產性利益。正如有學者所言，“干股”會給行為人帶來財產性利益，收受“干股”是否構成受賄罪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收受“干股”是否利用職務便利，并給他人謀取了利益。只要嚴格把握住“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這個要件，準確認定收受“干股”是否屬于受賄并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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