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南京刑事律師網的南京刑事律師帶來主題是關于：特定關系人能否單獨構成受賄罪問題，希望能幫助大家。

　　《辦理受賄案件適用意見》第7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以本意見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以受賄論處。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實施前款行為的，對特定關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從上述規定來看，特定關系人只能構成受賄罪的共犯，不能單獨構成受賄罪。

　　依受賄罪專業刑事律師所見，司法實踐中存在特定關系人背著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賄賂”，而國家工作人員對此并不知情的情況。由于國家工作人員并未參與受賄，也無與特定關系人主觀共同故意，因此，其不構成受賄罪。特定關系人雖有“受賄”的故意，但其無職權，不符合我國刑法對受賄罪的主體要求，因此也不能構成受賄罪，但特定關系人可能構成其他犯罪。這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如果非國家工作人員假冒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進行招搖撞騙，騙取請托人財物或其他利益的，應以招搖撞騙罪論處。

　　第二，特定關系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之便以威脅、要挾他人的方法索取財物的，構成敲詐勒索罪。例如，某法官的兒子得知其父親正在辦理一起搶劫案，就向被告人家屬索要1萬元錢，言稱自己可說服其父對被告人輕判，否則就讓其父重判，被告人家屬出于想幫被告人得到輕判或受其恐嚇害怕被告人重判的考慮，給了法官兒子1萬元。此案中該法官對其兒子的行為并不知情，因此不構成受賄罪，其兒子雖然索要了金錢，但他利用的不是其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也不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他利用被告人家屬害怕被告人被重判的迫切心情，通過威脅、要挾的手段索取被告人家屬財物的行為，已構成敲詐勒索罪。

　　第三，特定關系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之便，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向他人索取財物的，構成詐騙罪。例如，某公安派出所一女戶籍警的丈夫背著妻子，向一申請戶口農轉非的人謊稱申請農轉非很難成功，但其妻子作為戶籍警能夠幫他，并向他索取1萬元錢并揮霍一空。實際上其根本沒想過讓其妻幫請托人辦理戶口農轉非或明知妻子會拒絕辦理，所以整個事件其妻始終不知情。本案中這個女戶籍警的丈夫采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向他人索取財物，利用的并非其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并不能構成受賄罪，但是他的行為已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構成了詐騙罪。近親屬的行為構成詐騙罪的理由是：近親屬虛構了能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為請托人辦事的事實，并隱瞞了未將請托人送錢的事情和請托事項告知國家工作人員的真相，利用行賄人有求于人的心理，從中非法占有了他人的錢財，符合詐騙罪的特征。

　　但有學者持否定態度，認為此種觀點是錯誤的，行為人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使受害人陷于認識錯誤并自愿處分財產，從而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近親屬利用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親屬存在的便利，以能夠為他人謀取利益為條件收受他人財物，而未以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自應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但若以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對請托人來說因不存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事實，因而，不能認定為詐騙罪;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來說，因不存在使他人因認識錯誤而自愿處分財產的行為，盡管其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了利益，并取得了相應的職務行為的對價，仍難以構成詐騙罪。

　　有學者提出，家屬索取了他人財物后，雖未向國家工作人員講明，但卻千方百計要求后者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利，后者最終也確實實施了謀利的行為。對此，家屬的行為應如何處理?如果認定家屬構成詐騙，但由于家屬并沒有詐騙的故意和行為，請托人實現了請托要求，也不存在財產受損的情況，所以這種認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那么在國家工作人員不構成受賄罪的前提下，家屬能否單獨構成受賄罪呢?毫無疑問，家屬不可能單獨成為受賄罪的主體，把家屬視做受賄罪的間接實行犯也是不妥當的。家屬的此類行為明顯具有社會危害性和應受懲罰性，這不能不說是刑事立法上的一個漏洞。

　　另有學者將近親屬利用其特殊身份，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非作為其近親屬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認定為近親屬斡旋受賄的行為，區分四種情況進行分析：一是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收受他人財物，并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地位所形成的影響，通過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第三人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國家工作人員故意利用職權和地位以影響同其職務活動有密切關聯的其他從事公務人員為行賄人謀利，第三人也明知的;二是近親屬實施上述行為，國家工作人員和第三人均不明知的;三是近親屬實施上述行為，國家工作人員明知，而被利用的第三人不明知的;四是近親屬實施上述行為，國家工作人員不明知，而被利用的第三人明知的。

　　第一種情形應當認定近親屬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共同受賄。第二種情形，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近親屬的行為亦不構成犯罪。第三種情形，近親屬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共同受賄。對于第四種情形，則存在不同的觀點。有的觀點認為，在近親屬參與實施的斡旋受賄中，有三個方面是可以明確的：一是被利用的第三人沒有與近親屬共同收受財物，缺乏財產的共有性，因而，不可能構成共同受賄;二是國家工作人員對其近親屬所實施的利用其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影響，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其本人不知情的，不構成共同受賄;三是國家工作人員對其近親屬所實施的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影響，本人雖知情但未實施任何行為的，亦不宜認定為共同受賄。

　　這些爭議和疑問中的許多問題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后，可以獲得較為圓滿的解決。《刑法修正案(七)》第13條第1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近《“家庭型”共同受賄犯罪類型化研究》，載《江海學刊》2005年第1期。《家屬參與受賄共同犯罪的認定與處理》，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5年《“家庭型”共同受賄犯罪類型化研究》，載《江海學刊》2005年第1期。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實際上，本款規定包含兩種情況：一種是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直接利用國家工作人員本人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另一種是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

　　從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和利用職務上的影響力(即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角度來看，第一種情況類似于直接受賄，第二種情況類似于間接受賄(斡旋受賄)。不論哪種情況，該類犯罪都是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權力性影響力單獨進行的犯罪，國家工作人員本人須對其近親屬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的該種行為缺乏主觀上的認識，即雙方沒有共同受賄故意，其近親屬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實施該類行為才能構成此類犯罪。反之，如果雙方有犯意的聯絡和溝通并形成了共同的受賄犯意，則應當認定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共同受賄。

　　因此，對于上述學者所提出的近親屬等特定關系人，在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后，私自背著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或者近親屬等特定關系人索取了他人財物后，雖未向國家工作人員講明，但卻千方百計唆使后者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或者近親屬等特定關系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可以按《刑法修正案(七)》第13條規定的犯罪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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